易经与书法养生

一、《易经》与书法养生之间的渊源

《易经》指《连山》《归藏》《周易》三本易书。其中《连山》、《归藏》已失传，传世的只有《周易》一本。现在人们常说的《易经》，一般指《周易》。台湾 学者南怀瑾先生认为，《易经》是“学问中的学问，哲学中的哲学”。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既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阐述变化的卜筮之书，同时也是一部涉及哲学、*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博大精深的辩证哲学之书，因此也成为汉字以及书法艺术的源头活水。书法以汉字为载体，使书法成为中国所特有的，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中国传统艺术之冠。书法的黑与白，点与线，凝聚了大自然的神态和意象，体现了《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深远的艺术意境。

《易经》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中华民族文字的起源与《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古者包羲氏知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此说把汉字的起源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包羲氏观象成易；二是神农结绳记事；三是*帝之史仓颉观象而造书契。

《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上古结绳记事以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以锲刻，百官藉以治理*事，万民藉以稽查国事，这大概取象于《夬卦》。上古的结绳，开始用自然界的藤蔓，然后用动物的皮割成条， 才是用草或其他植物，比如麻进行纺绳搓绳。夬，就是决断的意思。从伏羲氏到神农氏一直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治理国家。《周易·注》曰：“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

最早的结绳记事，用阳（—）表示单数，用阴（--）表示双数，到逐渐将几个阴阳符号合在一起表示更多的数目，从而又表示各种复杂的事物。八卦就是自然物的象征体，如乾，是天的符号；坤，是地的符号；兑，是泽的符号；离，是火的符号；震，是雷的符号；坎，是水的符号；巽，是风的符号；艮，是山的符号。这是八卦的物象，是古代先民生产生活和记事、记物、记数和认知的方法，也可认为这八种事物是最原始的文字雏形。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人又用刀子在木板或竹片上刻以符号，使用这种契刻、画图的方法辅助记忆，这是最初的刻契记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刀笔刻在竹板、木板或龟甲、兽骨的文字。

从战国时期开始，广泛流传“仓颉造字”的说法。传说仓颉 受到老猎人用野兽踩在泥土中的足印来辨认野兽的启示。仓颉费尽苦心，对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进行象形刻画。*帝对这种方法非常赞赏，让仓颉大力传授这种方法，久而久之，这些符号就形成了文字。

我国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典型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类似象形文字的简单刻画，如人形、人面形、兽形、鸟形、鱼形、草木形，以及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内蒙古阴山岩画上的图形刻画，就形成了象形文字的雏形——文字画，这些文字画的出现就源于先民占卜记录的需要。

到距今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最初是用来占卜记事的，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什么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例如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未来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打仗能不能胜利，以至于做梦、生育、疾病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与《易经》最初的功能相类似。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包括*治、*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甲骨文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最成体系的文字，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

自古以来《易经》便以其奇奥深邃、扑朔迷离又包罗万象而位居群经之首。这一点也与中国书法所追求的“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不谋而合。东汉书法家蔡邕在其书法著作《九势》中，就曾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唐代 书法家张怀瓘在其《书议》、《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等多部书法理论著作中，也多次以“变通、阴阳”等《易经》术语阐述书法之道。其在评论张芝变章草为今草时说：“章草之书，事事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水流速，技茅连茹，上下牵连。”这里的“技茅连茹”就引自《易经·泰卦》爻辞“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借以比喻草书字字相连，递相牵引的妙处。

晚清重臣曾国藩在蔡邕、张怀瓘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易经》与书法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认为：“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气言，凡坤以形质言。”

学习书法可以促使人健康长寿。《易经·序卦传》说：“颐者，养也。”我国古代 的书法家高龄长寿者不胜枚举。如唐代的虞世南活了81岁，欧阳询活了83岁，柳公权卒于88岁。明代的董其昌、文嘉、沈周都活到了83岁，文征明更是活到了90多岁。清代的包世臣活了81岁，朱耷82岁，刘墉86岁，梁同书则享年93岁。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平均寿命最短，80岁以上的帝王才有四位：梁武帝萧衍86岁，唐武后武则天82岁，宋高宗赵构81岁，清高宗弘历（乾隆）89岁，而这四位帝王恰恰又都是爱好书法的。书法家之所以可以长寿，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容否认的是，书法练习对于《易经》所提出的“养正则吉”的养生观点的确大有裨益。

据《中据国书画超市》统计，从汉代至清代，在这个人类平均寿命25岁--40岁的时代， 书法家们的平均寿命约80岁，例如，唐代的柳公权88岁，欧阳询85岁，虞世南81岁；明代文徵明90岁，文嘉83岁，董其昌82岁；其后的杨维祯74岁，梁同书92岁，翁同和85岁。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当时人类平均年龄为40岁--62岁，而 书法家们平均寿命为88岁；进入现代、当代， 书法家们平均寿命已经超过90岁，例如齐白石、*宾虹、何香凝、章士钊均享寿90岁以上，朱屺瞻、苏局仙、孙墨佛等更上了百岁高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书法有养生的作用，这是不少学书法的人的共识。有人把这些作用总结成四句话：“洗笔调墨四体松，预想字形神思凝；神气贯注全息动，赏心悦目乐无穷。”

调查证实书法确实能修身养性、延年益寿。学习书法健康长寿有医学根据，*匡《瓦瓯北医话》载：“学书用于养心愈疾，君子乐之”。何乔番《心术篇》载：“书者，抒也，散也，抒胸中气，散心中郁也。故书家每得以”无疾而寿”。

练习书法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是一项健身运动。写字时涉及全身30多个关节和50多块肌肉。执笔时指实、掌虚、腕平；书写中悬腕、悬肘，笔运于指，指运于腕，腕运于肘，肘运于肩，不断前落后顾、左撇右捺、上折下弯，这些阴阳转换的运动，不仅调节了手臂的肌肉和神经，更可以使指、臂、肩、背、腰、腿部等关节得到舒缓的运动，保证人体内环境的平稳运行，从而畅通气血、舒筋通络，使体内气血通畅顺达。书写的过程就像打太极拳那样舒展而美妙，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令人陶醉的健身运动。我热爱书法，也热爱太极，书法是纸上打太极，太极是空中写字。我曾编过一副对联，“篆隶楷行草纸上打拳章法好，陈杨吴武孙空中写字功夫深”。

根据现代生理学家的说法，静心养性能使大脑功能得到调节。写字同打太极拳有相同之处，不但锻炼了身体，同时可以达到养性娱心，使大脑得到积极休息的效果。因练书时，绝虑凝神，心平气和，既使手运动区得到充分的锻炼，也使中枢神经经常有美的信息储存于脑际，将力量遣送毫端，倾注于纸上，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心灵也得到净化，还是养生保健的有效方法。有医学专家研究过，在可使人长寿的二十种职业中，书法名列榜首。书法有三大保健功能：一、宁静。写书法必须全神贯注，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才能写好——这与道家的静度、佛家的修禅所追求的“静心”一样，可谓“非宁静无以致远”热爱书法的同仁都有这种体会，书法可以消除疲劳，书法可以排除烦恼，书法使你不骄不躁、阴阳平衡、延年益寿；二、养性。经常写书法的人，自然会研习国学，陶冶情操，性格温和，不急不躁，久而久之就会提高综合素质，变得很有文化修养，陶陶然乐在其中；三、交友。俗话说“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常常与喜欢书画艺术的挥毫泼墨、切磋技艺、交流感情，身心康泰，对健康长寿很有帮助，尤其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所以，从古到今的书画家大多数都长寿，其主要原因是书画活动对人的身心健康在心里方面和生理方面都能起到全面的调节锻炼作用。可以说书法是一种美妙的养生之道。

我国民间有“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善用三宝可长生”的说法。中国传统医学和养生中所提出的“体、骨、筋、脉、气、血、精、神”等理论，既包含着《易经》“形为意抒，意为形生”的辩证思想，同时也与书法中的笔法气韵之说不谋而合，体现出“书体即人体”这一书法与养生相辅相成、互为己用的渊源关系。

二、《易经》意象说与书法养生中的意象一体

《易经》用卦象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通过辨别事物认识世界。其创制系统源自“观物取象”，其卦辞的表现形式是“假象喻意”。《易经·系辞》指出：“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与之类似的是，中国书法也以“意”为本，以“象”为用。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其《书概》开篇即言：“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汉字作为我国先民在仰观俯察宇宙万象的基础上，借助“通德”、“类情”的意象思维创造而成的象形文字。从仰韶文化中陶文的萌芽，到殷商甲骨文的初具规模，然后发展到汉朝的隶书，逐渐脱离了“象形”的束缚，更多地加入了“会意”的成分，演变为一种“意象”文字。

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易经》的“意象”也逐渐成为书法艺术“意象一体”的一种审美观念。西汉扬雄曾言：“书，心画也。”这里的“心画”就是指书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万物相碰撞而产生的一种意象美。明代 收藏家项元汴之子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其认为，书法谓之心画，纵横可象，意象美的源头就是《周易》。对此，蔡邕的表述更加具体，在其《笔论》一文中曾指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上面这段文字，精妙地指出了书法所具有的“纵横气象”，及其“以象达意”的意象之美。

中国历代的书法家除了贯彻“以象达意”之外，同时也深谙“意象一体”的道理，因此在其书法创作中或观人舞剑、或观蛇互斗、或观云变化，凡此种种皆以“观物取象”，求得“假象喻意”、“神为形主”的养生原理。

三、《易经》阴阳说与书法养生中的阴阳合一

《易经·系辞上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的卦象建立在“阴、阳”二爻的符号基础之上，按照“阴、阳”二气的消长规律，排列组合成“八卦”，后经重叠演变为六十四卦。这种排列既体现了《易经》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内核，同时也是中国书法艺术阴阳合一理论的最初源头。基于《易经》所强调的阴阳合一与冲突统一，我国书法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提炼得出浓淡、枯湿、大小、粗细、长短、疏密、收放、开合、动静等许多相反相成的审美概念。

纵观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无论是晋之韵、唐之法、宋之意，亦或明之姿、清之变，都源于《易经》阴阳合一之理。书法艺术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从阴阳合一之中求得统一。从书法艺术的发展来说，不论是笔法中的起收、提按、中侧、藏露、方圆；字法中的正斜、缩伸、避就、盼顾；还是墨法中的浓淡、干湿、燥润，乃至章法中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等，都是阴阳调和、对立统一的表现。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在论述书法中汉字框架笔势的《三十六法》中认为，书法之美，在于黑与白的对比交错之中。刘熙载在《书概》中也认为：“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

书法创作是一个寻求矛盾、制造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书法创作中的共性与个性，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都要遵循阴阳之律。书法用笔，欲左先右，欲下先上，欲“横”则要先“斜”，欲“竖”则要先“曲”。要做到“数画并施”就需“其形各异”。要求得“众点齐列”就应“为体互乖”。凡此种种，皆以变化、差异、矛盾之法，阴阳辩证之道，求得情感、意味、生命之质。

养生强调人有“三宝”，即“精、气、神”，而书法练习正是“保精、益气、养神”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通过书法练习可以使人精充、气足、神全，实现传统养生所追求的阴阳合一、意气伴行、精神内守的境界，从而消除疲劳、益智健脑，有利于延缓衰老、健康长寿。

四、《易经》通变说与书法养生中的变通之道

中国书法强调变化，其中的章法与点画都要求变化出新，不求雷同。这种基于变动之中的审美要求既是主观审美的需要，同时从更深层次上讲，也与《易经》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易经·系辞下传》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的“通变说”强调，“生生之谓易”，宇宙万物变化则“生”，不变则“死”。而这种“通变”规律表现在书法艺术之中，就是书法的变通之道。

古代书法艺术由篆书逐渐演变出隶、行、楷、草等书体，单就草书就有隶书变章草、行书变今草，以及今草变狂草这“三变”。此外，古代书风也从晋朝的尚韵逐渐演变为唐朝的尚法，宋朝的尚意，元明的尚姿，直至清朝的尚变。书法艺术发展到清朝，出现了“尊碑抑帖”的书界革命的思潮，如扬州八怪中郑燮的六分半书、金农的漆书等，皆是书法变通之道的实践产物。

《易经》的“通变说”观点在书法创作之中的运用，就是以最简易的线条建构起最恢弘的艺术形式。对于古代书法家来说，只有从笔法、结体和章法上不断求变，才能实现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力求每字都构别体，其中的二十个“之”字，几乎形态各异。故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认为：“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

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狂草之美，也体现在有法无拘而志在求变。其《自叙帖》、《论书帖》、《千字文》等传世书法之作，无论是笔法、字法，还是布白上都在始终追求“通变”。五代时期的画僧贯休曾言：“东却西，南又北；倒不起，断复续”。其书法变通之道，也是其书法创作在符合书法自身规则的前提下，适应书法发展规律，实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自我之“通变”。

借助《易经》的变通之道，书法家可以做到养性怡心，使大脑得到积极休息，使神经系统趋于平和，成为调节人体机能的重要方法。如果能持之以恒，不仅可以陶冶性情，而且也能祛病强身、延年益寿。

五、结语

《易经》中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自古以来，就有“医易相通”和“医易同源”的说法。《易经》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医养生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时，《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其深邃的哲理内涵也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除了体现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之外，也借助于《易经》所包含的意象说、阴阳说与通变说，与传统养生观念在意象一体、阴阳合一与变通之道的孕育和发展中实现了“艺”与“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