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怎样读书谈起。前人宝贵的临床经验，主要依靠书籍，世代相传，得以保存到现在。现存的祖国医学书籍，据统计大约有多种。我们说要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历代典籍的继承。这多种书籍，有的是寥寥短篇，有的是洋洋巨著，总起来，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要把这些书全部读上一遍，对一般人、尤其是初学者来说，是很难办到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学习祖国医学，对《内经》、《伤塞论》等经典著作及历代各学派的代表作，须择要精读，深刻领会，而对一般著作，则略知其大意即可；一小部分陈陈相因，互相抄袭，别无新义的作品，便不值得化大气力去阅读和研究了。
谚云：“开卷有益”。但开卷所获益的程度，也有不同。这里便涉及一个读书方法的问题。首先，读书不可钻牛角，去做那些无谓的争论。例如三焦有形还是无形，古人争论了几千年，也没个结果。现在再去讨论，则徒扰烦声，无裨实用，我看就大可不必了。而把三焦理解为对脏腑功能系统的一个特殊的分类方法：上焦包括心、肺，中焦包括脾、胃，下焦包括肝、肾；其他组织、器官，可根据各自的部位，以类相从，分属于上、中、下三焦。在病理学上，更可把它看成是一个辨证分类的体系。这样的理解，既不悖于古人，又能指导临床，对初学来说，简单明了，容易掌握。你说对吗？
随着医学的发展，某些术语和概念也会逐渐有所变化，如果简单地以今例古，常会发生错误的理解。举解表这一治疗法则来说，对“发表剂”的解释，古代和现代便有不同。《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的话，后世医家因此有“发表攻里，寒热殊途”的说法，并且用仲景发表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都是辛温之药，三承气汤都是寒凉之剂证成其说。明代医学家张景岳说“中于表者多寒邪，故发表之治不能远热，夏月亦然。……今之昧者，但见外感发热等病，不能察人伤于寒而传为热者，有本寒标热之义，辄用芩、连以清其标，亦焉知邪寒在表，药寒在里，气求声应，致使内外合邪，遂不可解，此发表用寒之害也。”（《类经》卷二十六运气类页，人卫版）张景岳的话，是代表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它曾经严重地束缚了温病解表治则的创立。因为按传统的说法，发表只能用辛温的麻黄汤、桂枝汤之类，虽外感发热（其中包含温病）或时处夏月，也不例外。用辛温发表剂治疗温病，反使病情加重，而当时又无相应的辛凉解表剂供用，故长期以来有温病不可发汗之戒。温病解表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等方，在创立的时候，并不把它们看成是解表剂或发汗剂。
吴鞠通一方面说温病不可发汗（见《温病条辨?上焦篇》第16条“太阴温病，不可发汗”。）一方面又创用银翘散、桑菊饮治疗温病，现在看起来好象矛盾，其实在吴鞠通那个时代却自有它特定的含义。因为他说温病不可发汗，是指不可用麻黄汤类辛温发汗，而银翘散、桑菊饮当时并不叫发表或发汗剂（吴鞠運称桑菊饮为辛凉轻剂，银翘散为辛凉平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是《温病条辨》治上焦温病有名的辛凉三方），而称作辛凉解表剂，是很晚近的事。知道了这一点，我们阅读明清时代的医学著作时，遇到这些地方，便不致于感到无所适从了。另外，如阴阳、水火、气血等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例如在先秦时代和宋元以后的著作中，在意义上就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这主要是由于宋元以后受到了理学影响的缘故。关于这些方面，你现在暂时还不可能理解，以后读的书多了，通过比较，慢慢会体味出来。在这里，我也就不多谈了。
再谈临证。一个医生，首先应该掌握最基本的知识，把每一个患病的基本证候、基本治则、基本方药牢牢掌握。这也可以说是中医临床的“三基”吧。比如水肿病，当分辨阳水和阴水，阳水其肿常先见于上身，多发热烦渴，面目鲜泽，声音高爽，尿赤便秘，脉象沉数，属阳热实证；阴水其肿常先见于下身，多身凉不渴，气色枯白，语言低怯，小便清利，大便溏泻，脉多沉迟，属阴寒虚证。这是水肿病的基本证候。对一般水肿的治疗，《金匮要略》有“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的话，结合阳水当祛邪为主，阴水当扶正为急，治疗时胸中先有主见，便不致于为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一般水肿病，可用五皮饮合五芩散加减治疗，有表证身热的加麻黄、石膏（越婢汤法）；腰以下肿，可加车前子、防已：阴水可加附子、肉桂、干姜。水肿消退后，宜用补脾、补肾的方药善后。这是水肿病的基本治法和方药。这些基本知识一经掌握，便不会犯虚虚实实，寒热杂投的错误了。
辨证论治，要做到知常达变。初学首先要知常，上面讲的“三基”，就是一般需要掌握的东西，就是常。现在有些书籍，把证型分得很细，这自然有它的道理和必要性，但对初学者来说，分过细，把常见的证型和少见、罕见的证型并列在一起，记不住，也抓不住重点。《伤暑全书》说：“暑病首用辛凉（如白虎汤），继用甘寒（如王氏清暑益气汤），终用甘酸敛津（如生脉散），不必用下。”这是指常见的暑病本证的基本治则（其症状表现为头痛壮热，烦渴多汗，脉洪大而数等）。泄泻的治则，一般采用健脾、燥温、利小便的方法，如胃苓汤，适用于一般泄泻，脘腹不适，大便多水，小便不利等证。记熟这些基本治则和方药，并能进行必要的加减（举泄泻为例：如伤食加神曲、山楂；热泻加黄芩、黄连；寒泻加干姜、吴茱萸，等等），那么，对一般病和泄泻就能应付自如了。
从方剂来说，《内经》有13方，张仲景《伤寒论》有方，《金匮要略》方，到唐代《外台秘要》有方多首，宋《太平圣惠方》首，《圣济总录》约首，明《普济方》达到首，而《普济方》等书未收录的方剂，和清代、近代出现的方剂又不知有多少。单从方剂一项看，一个人即使花上毕生的精力也不能完全掌握，何况其他！历代医家早已体会到这一点，常有许多执简取繁的方法。张仲景对桂枝汤的加减，可作为方剂加减的典范。桂枝汤通过加减，方名冠以桂枝者，即达20余首，被广泛地运用于伤寒、杂病的临床治疗。李东垣《用药凡例》，则把治疗常见疾病的常用药简单地作了介绍。最突出的是《丹溪心法》，每病根据脏腑、气血、痰火湿食郁等病因病理，运用不多的几个祖方，进行加减进退，而应无穷之变。后来李用粹著《证治汇补》，法丹溪之意，每病列《用药总法》，如湿证“用药总法”：“主以四苓散；在上加紫苏、防风微汗之；在中加苍术、半夏、厚朴燥之；在下加防己、木通通利之：挟风加羌活、独活、藁本、防己散之；挟寒加干姜、肉桂、椒目、附子温之；挟热加黄连、黄芩、山栀、黄柏清之……”执简驭繁，对初学很有指导意义。
徐灵胎《慎疾刍言》说：“学问之道，必由浅入深，……所谓浅近者，伤风则防风、荆芥；感寒则苏叶、葱头；咳嗽则苏子、杏仁；伤食则山楂、神曲；伤暑则香薷、广藿，疟疾则柴胡汤加减；痢疾则黄芩汤加减；妇人则四物汤加减：小儿则异功散加减。”这就是最基本的知识，也就是执简驭繁之法。如这些浅近的知识还未掌握，而去侈谈奇证怪疾、罕用方药，这种学习方法往往事倍功半，对初学是不适宜的。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教你安于浅陋而不去钻研高深的知识。我上面说过，要知常达变，奇证怪疾、军用方药还是要研究的，但只有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上进行提高，即先知常，然后达变，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不弃卑近，故能成高大”，不能本末倒置，欲速则不达。
中医书写病历，由来已久。远在两千年前，我国就已有关于病历的记载。当时不叫病历，称为“诊籍”，是汉代著名医家淳于意首创的。由于他在齐国当过主管国家仓库的官员，所以人称“仓公”。司马迁在《史记·扁仓公列传》里就记录了仓公的二十五个医案。例如，临淄有个妇女，名叫薄吾，腹部肿胀，食少纳呆，皮肤黄而粗糙，经常发热，烦躁不安，难以入睡。许多医生都认为无法救治。仓公仔细地进行诊察，认为是由“虫气”引起的“蛲瘕”，并给病人服用芫花汤，三十天后，腹部肿胀消失，已无所苦。又如，有一次，齐国的国王病重，众医都诊断为“蹷”，仓公切脉后，辨证为“痹”，并且分析说：“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于是先用“火齐粥”治疗，六天后病情减轻，又改服丸药治疗六天，病就完全好了。在其他的医案里，还有病因病机分析以及对预后的推断等。可见当时的记录，虽然文字不多，但内容已经包括病人的姓名、性别、职业、地址以及主觉证状，而且对医生望诊切脉的情况，对病情的分析和诊断，治疗的经过和结果，以及对预后的推断等等，都有简要的记录，可说是病历的早期雏型。
两千年前的医案，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今天反而连病历都不记录了么？！
到了宋代，许多医书里都附有病案，名医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附案尤多。他在卷八“治太阳病汗过不解，头眩筋惕肉瞤，真武汤”这一条的后面，就附有一则精采的医案：“乡里有姓京者，以鬻为业，子年三十。初得病身微汗，脉弱恶风，医以麻黄药与之，汗遂不止，发热，心多惊悸，夜不得眠，谵语不识人，筋惕肉瞤，振振动摇。医者又进惊风药，予曰：此强汗之过也。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大青龙汤，服之则筋惕肉瞤，此为逆也。惟真武汤可救，进此三服，佐以清心丸，竹叶汤送下，数日愈。”
这则医案，字数不到两百，但却记录得相当完整。不仅指出病人姓京，家住乡里，以卖绳为职业，在三十岁那年发病，而且对初病的主要病情，前医用峻汗法误治引起的种种反应，以及改服真武汤等救治而转危为安的结果，都作了详略得当的记叙。特别是许氏不仅引证前人的论述，而且结合自己的经验，对病机进行了中肯的分析，知犯何逆，认证无差，施治得当，有法有方，确实反映出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特色。这对我们今天书写病历，不是很有启示么？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清时期不仅医案专集愈来愈多，还将怎样书写医案，作为一门专门学问来加以研究。明代《韩氏医通》将书写医案的格式概括为“六法兼施”：“某处有某人，某年、月、日填写医案一宗，按次填写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很明显，韩氏强调书写医案既要详于四诊，又要反映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特点。可惜谈得过于简略。而清代名医喻嘉言，则在《寓意草》中专门写了一篇《与门人定议病式》，将其内容略加归纳，就可看出已经包括以下项目：
1、一般记录：“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
２、发病与治疗经过，“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
3、目前症状和体征：“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湿无有？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
４、辨证分析：“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其标本先后何在？”
５、诊断：“依经断为何病？”
６、治法：“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
７、方药：“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
８、疗效预测：“其效验定于何时？”
喻氏对病历记录的要求，不仅全面详尽，主次分明，而且反映出中医辨证论治一线贯穿、理法方药环环紧扣的完整体系。
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多采的医案，又摸索出如此完整系统的书写格局，难道不值得认真继承和借鉴吗？当然，时至今日，我们还须加以发展。由于我国的多数中医目前以门诊为主，所以写好突出中医特色、切实可行的门诊病历，是总结临证经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功。
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不重视这一基本功。大多是本人亲自记录，也有人指导弟子在随诊时笔录的。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号称“医圣”的张仲景为何例外？其实，仲景又何尝例外？如果没有大量的临证诊疗记录，他又怎么能总结出辨证论治的规律来呢？请看《伤塞论》第29条说：“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这不就象一则夹叙夹议的生动病历么？类似的条文还很多，《金匮》痰饮篇第35至40条详细论述了服小青龙汤以后的各种变化，完全是一份痰饮咳嗽的病历记载。
建业同志，你院即将开设病房，这对于系统地总结临证经验，尤其有利。所以你更应加紧练习写好住院病历的基本功。除遵照前面谈到的书写格式以外，还要注意写得真实具体，主次分明，文笔流畅，特别是充分体现辨证论治的特色，保持理法方药的完整和统一。当然，为了明确西医诊断，对于体检和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诊断要点，也应认真记录，但务必简明扼要，尤其要注意真实确切，切忌冗长繁杂，虚假失实。
总的说来，写好中医病历，是确保医疗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总结临证经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基本功，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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